我曾说过梁山泊的伦理观念，本来注重“义”字，不注重“忠”字。

什么叫做“义”?他们的解释是很简单的，人家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报他，便是他们对于“义”字的解释，即如豫让所说：“智伯国士遇我，我故国士报之。”(《史记·卷八十六·刺客列传》)所以“义”字是双方的，有偿的，只因其为双方的，有偿的，所以“义”字往往放在物质的基础之上。

韩信不背高祖，实因“汉王遇我甚厚，载我以其车，衣我以其衣，食我以其食……吾岂可以向利倍义乎”(《史记·卷九十二·淮阴侯列传》)。但是待遇的厚薄乃是一种比较的观念，某人待我甚厚，我不能向利倍义，万一尚有一人待我更厚，则我将如何报答?其结果，恐怕待我甚厚的前人势将成为豫让口中的范中行氏，而待我更厚的后人才是豫让心中的智伯。

梁山泊许多好汉所以愿为宋江效劳，实因宋江喜欢结识朋友，“但有人来投奔他的，若高若低，无有不纳，便留在庄上馆谷，终日追陪，并无厌倦，若要起身，尽力资助，端的是挥金似土，人问他求钱物，亦不推托”(《水浒传》第十七回)。

且看宋江之结交武松吧!最初则留武松一处安歇，其次又取银两，来与武松做衣裳，又次则每日带挈武松，饮酒相陪，最后又亲送武松回乡，步行十余里(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回)。这种的待遇固然可以收买武松的心，但是若有一个待遇武松更厚，则武松比较待遇的厚薄之后，当然对于宋江，不至以死相报。

反之，“忠”字则与“义”字不同，而为片面的，无偿的。何以“忠”是片面的，无偿的?因为“忠”是名分上的义务，名分不能变更，不管君待你怎样，你既然做过他的臣，你就须尽忠报答，这种义务观念在秦汉以前，是没有的。孟子说：“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伊尹本来事夏，后又助汤灭夏，就是一个例子。所以当时君臣的伦理观念尚是有偿的“义”字，不是无偿的“忠”字。

到了秦汉以后，才提高君权，“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，至纣之暴，犹谓汤武不当诛之，而妄传伯夷叔齐之事”(顾炎武著《明夷待访录·原名》)。这样一来，纵令为人君的，行同纣，而为人臣的亦须杀其身以事其君。

何以秦汉以后，这样提高君权?“天下者天子之天下”，唯有德者居之，但是由谁判断有德与无德呢?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，当然由人民判断。然而当时没有议会以代表民意，公说公有德，婆说婆有德，其结果只有诉于武力。即如丹第(Dante)所说“用战争以判定功罪，乃是上帝判定功罪的最后方法，所以由战争得到胜利的，可视为受了上帝的承认”。

汤武战胜纣，就是“天命在兹”的证据，然而这样一来，百姓遭殃了。后儒就是恐怕篡夺相继，引起战争，延而害及社会的安宁，所以不惜提高君权，把古代的“君臣之义”，改作“臣事君以忠”。

其实“忠”的观念实有一点莫名其妙，为人臣的果然必忠其君，则曹魏篡汉，当然不忠，对于不忠的人，照情理说，应该不必报之以忠。然而司马夺取魏的天下、刘裕夺取晋的天下、萧道成夺取宋的天下，都是以“篡”报“篡”，何以又受后人的讥讽?

说到这里，我记起王敬则与宋顺帝的对话了。萧道成使王敬则勒兵入宫，迫宋顺帝禅位，“宋主收泪谓曰：‘欲见杀乎?’敬则曰：‘迁居别宫耳，官先取司马家，亦如此。宋主泣而弹指曰：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。’”即由敬则看来，刘裕可以废晋恭帝，以为零陵王，寻又弑之，则萧道成何以不能废宋顺帝，以为汝阴王，寻又弑之?若谓萧道成不忠，则萧道成不过以“篡”报“篡”，为司马家报仇耳。总之，后儒所解释的忠，令人实难理解，虽然不易理解，然而君臣之分因此以定，一面可以减少争夺的事，同时又可制止人们反戈的心。

梁山泊许多好汉都是宋的军官，他们身为宋臣，而竟落草为寇，这固然因为他们义气太重，然若质之于忠，实有不妥。在他们之中，堪称为忠的，只有燕青一人。燕青同李固都曾受过卢俊义的恩惠，然而卢俊义待遇李固，却较其待遇燕青为优。他救了李固的生命，五年之内，直抬举他做了都管，一应里外家私都在李固身上(《水浒传》第六十回)。这种待遇可称为国士之礼。

至于燕青呢?他只是一个仆人，然而李固竟和主母通奸，而又设法陷害主人；反之，燕青最初则苦谏卢俊义不要出门，其次又力劝卢俊义不要回家(然而因此，卢俊义却一脚踢倒燕青)，又次则入牢里，把叫花得来的半罐子饭，给予主人充饥，最后又放冷箭，救了卢俊义的生命(《水浒传》第六十回及第六十一回)。这种报答，称之为忠，谁说不宜。

宋江学刘邦笼络韩信的方法，笼络了许多好汉，到了羽毛较丰的时候，当然也怕别人学自己的方法，再把好汉笼络了去。怎样能够制止好汉不为别人所笼络，唯一的方法只有提倡“忠”的道德。由于这个关系，燕青的地位遂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。

《水浒传》与中国社会

作者：萨孟武

出版社：北京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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