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了需要荆轲去执行刺杀秦王这一必死任务的时候，荆轲明知此去凶多吉少，却依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。因为在那个时代，人们认为“士为知己者死”是一件值得赞颂的事情，死士们觉得对方愿意花费大量的钱财来换取自己的性命，这是对自己的看重，是一种荣耀。

再如聂政，韩大夫严仲子前去为其母庆寿，与聂政结交，虽然聂政没收钱财，但却将严仲子视为知己，愿意为他赴死。后来聂政单人仗剑刺杀韩国宰相侠累，在死前为了不连累家人，他自毁面容、挖眼后剖腹自杀。从现代的价值观来看，这样的行为似乎只有经过从小培养的专业杀手才能做到，但实际上聂政仅仅是因为严仲子的恩义结交，就甘愿舍弃生命。

《水浒传》中，施恩一开始善待武松，其实也是将他当作死士来培养，目的是让武松去打败蒋门神，夺回快活林酒店。

不过，要请动这一等级的死士，所刺杀的目标必须足够高贵，像秦王嬴政、韩国宰相这样的人物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死士们才有可能青史留名。

第二类死士，则是平日里大规模散养的。这些权贵们期望在自己遭遇危险时，能有几个死士为自己挺身而出或报仇雪恨。

从春秋战国时代起，贵族们就热衷于散养门客，比如战国四公子，他们动辄就养上千门客，在当时这可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。这些门客的身份各异，有怀才不遇的投机者，有落魄的贵族子弟，有不甘贫贱的底层游民，还有被通缉后前来寻求庇护的通缉犯。

在这些门客中，那些愿意为恩主牺牲的，自然就成为了死士。例如东汉末年，许贡上表给汉帝，称孙策骁勇，应召回京师加以控制，以免后患。此表被孙策的密探截获，孙策便杀了许贡。许贡死后，他所养的门客潜藏起来，寻找机会为他报仇，最终成功刺杀了孙策。

第三类死士，就是权贵豪强们日常豢养的、打算用来主动搞事情的家奴。比如《晋书・景帝纪》里记载，司马师偷偷养了3000死士，而且无人知晓这些死士藏在何处，可一旦需要，一声令下他们就能迅速聚集起来发动政变。在现代人看来，这必定是经过秘密训练，如同培养特工一般，潜伏起来才行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

古代与现代不同，大户人家拥有数千奴仆并非罕见之事。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府，就有上千号人。

明代万历年间的《嘉定县志》里也记载“大家僮仆多至万指”。这么多的奴仆，自然不可能都养在自家宅院里，他们大多是给大户人家种地干活的。古代土地兼并现象严重，兼并后的土地，大户人家不会亲自耕种，于是就豢养了大量的奴仆来劳作。

而那些被徭役、赋税、高利贷逼到破产的农民，只能卖身成为奴仆。只要从这些奴仆中挑选出一些身强力壮的人，给他们分发武器，进行一定的军事训练，他们就成为了死士。

所以司马师养3000死士还不被人发现，其实并不难。司马师只需将他们分散在各自的庄园里，农忙时让他们干活，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即可，私家庄园关起门来训练，外人自然无从知晓。

从部曲到家丁

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，各路人马剿灭黄巾军的“部曲”，其实就是地主豢养的士兵。

“部曲”原本是两汉以来的一种军事制度，但是在东汉末年，世家大族把自己的剑客宾客武装起来，称为“部曲”，也称“家兵”，这也是一种死士。“部曲”的家属都被世家大族控制，打起仗来只能拼命为主公效死，和司马师用来政变的死士没有本质区别。

明代中后期，武将的士兵被称为“家丁”，这些“家丁”都是武将自己掏钱豢养的，因为武将所辖的这些人不入兵籍，所以才叫“家丁”。他们名义上不是军人，不用听其他官员的命令，只听从武将本人的指挥，为其效死，这和汉代的“部曲”也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只是称呼不同罢了。

回望历史长河，死士从来不是神秘的特种部队，而是社会脆弱性的产物。当东汉末年“岁大饥，人相食”时，易子而食的饥民与为主赴死的门客，不过是生存困境的一体两面。

那些被赞颂的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实则是权力阴影下的无奈选择。现代社会将死士想象成洗脑机器，恰是文明进步的反向印证——当我们无法理解人为何自愿赴死时，正说明那个“人命贱如草”的时代已渐行渐远。

历史最大的慈悲，或许就是让这些血色往事永远封存在竹简之中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